同样面临着高房价的局面，香港却有近50%的市民住在保障型住宅中，有专家认为，中央政府应效仿香港做法，加强土地财政支持以及地方政府问责，才能扩大保障房覆盖范围，解决夹心层居住困难。

根据英国不动产顾问公司莱坊统计显示，2009年香港房价涨幅高达33%，涨幅高居全球主要房屋市场首位。但与此同时，香港近50%的市民居住在政府保障型住宅中，难怪谈到住房问题，香港人概括得很简单：“没钱的找政府，有钱的进市场”。

另一方面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09年全国房价涨幅超15%，在许多城市房价更是创出历史新高，但与此同时，国内保障房供应却只到整个城镇住房体系的5%左右，大部分买不起商品房、又没资格住保障房的“夹心层”只能自生自灭，要么选择当房奴，要么成为买不起房的“蜗居人”。

同样面临着高房价的局面，被戏称为“弹丸之地”的香港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？

没钱的找政府，有钱的进市场

香港不仅被誉为“购物天堂”，同时也是世界上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，网易房产查询资料获悉，2009年香港房价折合为35361元人民币/平米，与同期上海房价相比高出86%，去年10月，香港一套高层复式公寓更是以67.5万元/平米的成交价刷新世界纪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1997年金融风暴前，处于历史最高峰的香港房价更是达到惊人的58727元人民币/平米，“寸金尺土”常常被香港人挂在嘴边。

从上世纪90年代起，香港政府一直采用“非饱和供地”的模式，为了避免中产阶层手中的房产出现贬值，香港政府努力维持高房价，由房地产催生的泡沫时常引发香港房价大起大落，不少与1997年金融风暴前追高入市的买家至今仍未“解套”。

但在高房价的背后，香港政府推行的公屋制度却被世界公认为有效保障居住的典范之一，从1977年“居者有其屋”计划出台，到解决夹心层居住问题的 “八万五计划” ，再到90年代末出台的“可租可买选择计划”，截止2009年香港实现约30%的市民租住公屋（相当于廉租房），20%市民购买居屋（相当于经适房），这也意味着香港接近50%的市民住在政府保障型住宅中。

正因如此，香港多年来的高房价并没有对低收入家庭造成明显影响，即使在房价高涨的2009年，香港政府特首曾荫权也满怀信心地表示，香港政府手中留存很多公屋在手，不会影响普通家庭的住房问题。

实行地方政府问责、加大土地财政支持是关键

对于香港住房保障的巨大成功，曾任香港房屋委员会成员之一、中原地产主席施永青接受网易房产采访时表示，一方面是香港房委会多年来坚持以民生为导向、并接受社会监督不断推进保障型住宅建设，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政府在土地和财政上的巨大支持。

但在国内，保障性住房建设屡受诟病，低覆盖面让大量“夹心层”无法进入政府的住房保障体系，广州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琳向网易房产表示，一个国家住房保障建设与经济发展以及税收水平有密切关系，指望国内住房保障能短期内达到香港的水平并不现实，但近年来我国住房保障建设不力主要由两大原因造成，首先是部分地方政府财力有限，但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由于政绩考核的原因缺少积极性。

陈琳认为，要解决财政问题，中央政府应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，尤其是从土地出让金中抽取更大比例的资金用于保障房建设，在土地资源上可以采用低价甚至免费供应模式给予支持。

据悉在香港，许多公屋/居屋土地均是由政府无偿或者低价供应，香港政府更为房委会提供135亿免息永久资本以及128亿计息借贷资本，在2006/07年度香港公屋支出占特区政府整体支出达6%。但在国内，尽管2007年国务院24号文件明确规定，各地政府应该将至少10%的土地出让金用于保障性住房投资，但该文件已经出台两年多，大多数城市都没有做到这一点，

除此之外，与财政相比，如何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无疑更为迫切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曹建海认为，香港住房保障建设的成功，在于其决策机构香港房委会能够长期接受社会监督，听取民意不断作出改进，但在国内保障房建设年年不达标却没人需要负责。

“中央政府应该对地方政府执行更严厉的问责制，如果该地区保障房建设不达标应该对地方官员作出惩罚，同时政绩考核应更多加入保障房建设的因素，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地方政府积极性”，曹建海表示。